目前看来,无论是国内经济,还是海外的形势似乎都不太乐观。
首先是国内外共同遭遇高债务、高泡沫、低增长的难题。
其次是国内面临低利率、低通胀、低回报的“三低”局面:虽然传统基建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份额很大,但产出和回报率普遍低下,反映其低效乃至无效的属性。而产能端出现过度饱和的状态,消费端即有效需求不足,出现长期萎靡不振的现象。
另外,受到出口份额整体下行的影响,近年来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上的工业附加值不升反降,产业集约化程度也有所下降。
再来看海外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与国内的正好相反,出现高利率、高通胀、高回报的“三高”态势:高效的价值投资、居高不下的消费需求,以及供应链多元化和分散化,致使其供求关系得以优化,并始终保持合理平衡。
综上分析,国际地缘局势及国内的经济形势均不容乐观,并且正在形成一股合力,欲要冲击我国各行各业好不容易振作起来的势头。
由此看来,我国经济正面临内外夹击、前后包抄、上下合围的态势,如果不加以重视,则会放大被一举歼灭的潜在巨大风险。
而近年来,上面对于施救经济的政策方案多数针对短期见效快,并寄希望于形成巨大的影响力,而非针对全局性、系统性做出具有长效性和灵活性的行动。
要知道,这场内外“包围”绝不是传统物理意义上的,具有短期性的策略或战术,而是具有较长时效性的基于国际地缘博弈的整体战略较量,所以我们在面对这场内外合围的态势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在当下尽快突围,还得在整体经济策略和其他具有效力的领域形成欲彻底冲破各种敌对势力所设计的重重包围之架势。
其实,近期在面对美元加息引发资金潮汐的巨大压力之下,我们在行动策略上不仅扛住了这股压力,反而进行回击:其欲拉爆我方的楼市泡沫,我们则确保短期内楼市的流动性充裕,比如释放PSL达3500亿元,构建结构性货币工具,或是下调公开市场报价利率并创下历史最高的纪录。
而其眼瞅着用于楼市的招数几乎不灵验,便把股市当做“战场”,结果是遭到我们的负隅顽抗,出台各种救市举措,比如成立平准基金护盘,以每天拉动不同权重股的方式,不仅遏制住大盘指数再往下跌至质押盘出现大面积暴雷的风险敞口,还成功护住了市场交易主体的投资信心,避免公信力或权威坍塌,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市场预期管理。
然而,随着内外夹击和前后包抄的态势越发紧凑且愈演愈烈,我们不能再聚焦如何在短期内见招拆招,而是需要从全局性和系统性去做长期战略层面上整体的制度性变革或再设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
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实现冲出重围的壮举,并圆满取得这场突围反击战的胜利。
接下来,我将全面解析近期为应对突围的战术即降息保房、印钞稳资这两项措施,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诸如让利实体、通胀救国这类具有长效性和可行性的行动思路。
史上最大力度降息,为保楼市拼尽全力
近日,央行宣布五年期LPR从4.20%下调到3.95%,而一年期LPR维持在3.45%不变,MLF也维持不变,故此次降息属于非对称降息。
虽然一口气下降了25个基点,但仍不足以覆盖实际利率高企带来的各项成本开支。
要知道,以往的降息从未有过如此大幅度的动作,如今却是替房奴们节省“一大笔”房贷开支。然而,大多数人等到来年才能享受到降息的好处,由此保障了银行等金融机构近一年的息差利润不受影响,本质上是让利于金融,还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真可谓两全其美。
奈何如此,广大老百姓竟然不为所动。换作是口罩时期之前,动辄降个5BP或10BP的MLF或LPR就得接连上好几天的热搜,弄得满城风雨、奔走相告、人尽皆知的,然后各地的房价迎来上涨,股市大盘也得飘红。
由此说明,如今的经济大环境已承压得太久,虽说久旱逢甘霖,但并不能真正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
加上资金外流和投资标的荒所导致的实际市场利率大幅抬升的情况,如果仍按照口罩时期之前的情形,以此判断降息力度的话,无异于是刻舟求剑。
今时早已不同往日,行动和决策思维也得及时转变过来,与时俱进才行,否则做出错误决策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增加。
对于这次史上最大力度的降息,舆论场的声音表示还不够,原因不仅在于其不足以刺激经济回暖乃至复苏,还有往后的宏观经济走势已然清晰到大多数人都看清楚了,由此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至于此次非对称降息的目的,就是以降低增量房贷利率为主要手段,向房地产市场主体注入资金流动性,并扩大潜在购房需求。
由此体现其乃常规操作、让利金融并具有长期性的特征,也是短期内市场交易主体不为所动的原因。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采取大幅度降息的行动?
首先,包括楼市在内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正处在新一轮强度更大、密度更大、波及范围更广的承压状态。
过往采取过度怀柔且谨慎的施政态度,已不再适用于当前应对更为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所以加大施政力度,一鼓作气将尚具效果的政策工具用到实处,将是上面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
其次,国内经济恢复势头受到海外美元加息引发的资金潮汐效应所掣肘,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系统都在承压,针对资金外流与否的内外较量已步入白热化阶段。
我方绝对不可坐以待毙,于是使出尚具操作空间的降息手段以充当首发阵列,起到提振士气、鼓舞市场信心的作用。
再来是现阶段的国际地缘局势和经贸格局面临重塑的风险,对我方而言极为不利。
在此时使出降息的手段,一方面是出于解决内部资金流动性不畅的现实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寄希望于通过该手段来稳定内部经济形势,以便应对接下来更多来自于外部的不确定性风险。
短期内大幅度降息有利于楼市整体复苏吗?
我认为短期内降息对楼市而言肯定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比如保持房企账面的资金充裕,或城投平台项目活期现金流的充裕,还能引导场外资金结束观望态度,进场购置并持有房产,解决近期的库存高企等问题,实现去化周期大幅缩短的目的。
然而,短期内大幅度降息并不能使楼市整体复苏,只能是有利于此而已,原因如下:
一来,无论是楼市还是其他行业或市场,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是短期见效快的政策工具所能解决的了。此属于经济结构性问题,需要长期的政策工具相互配合实行方才见效。
所以说,楼市整体复苏与否,并不取决于一两次的LPR下调。就像得了大病的患者,只吃一个疗程的药物是远远不够的。
二来,利率长期下行是未来我国为应对经济不景气、资产负债表衰退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趋势。
也就是说,降息必定是往后的常规操作。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未来大幅度降息至低位区间的可能性很大,此乃长期趋势中的必然发生事项。
结合第一点,楼市整体复苏还需其他手段或方法加以配合实行,而降息降准属于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手段加以配合,如此一来,包括楼市在内的资产价格才能稳定。
财政下场印钞融资,稳定大类资产价格
我先介绍之所以印钞稳资的背景:
近期,股市快速探底,不仅导致股市下跌,面临资金流枯竭的风险,还对楼市和债市构成金融风险传导,致使楼市下行、房价下跌,面临资产缩水的风险。
而房股两市作用于债市的质押资产缩水的风险,险些加剧债市的理财产品爆雷。
以上这三个市场的集体下行,导致大量做空的财富在资本管制和市场开放政策相互博弈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至海外,使金融资本外流,对海外的投资标的即以美股和日本经济而言属于资本溢入,于是助力美股市值再创辉煌,日本经济也走出衰退和通缩的泥潭。
但对我们来说是资本溢出,无疑会加剧全球制造产业供应链多元化、分散化之于我方的风险,导致我方的产业资本进一步外流。
这意味着,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均处于外流的态势。
如何利用印钞手段稳定资产价格,并遏制国内资本外流?
首先,明确此印钞并非是常规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而是在财政收入的存量上做再分配后所得的资金,属于具有主权信用背书的财政政策的一种形式。
再来就是具体做法:
股市方面,上面成立平准基金,入场购买股票,以稳定大盘行情。
与此同时,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要求国央企将市值管理纳入负责人的政绩考核,而管理市值的唯二办法就是回购自家股票,以及使其具有长期价值投资的属性。
楼市方面,行政主体资管平台(以下简称“行资”)收购大量即将破产清算的房企的商品房房源,用于改造成保障房或租赁房建设项目,这便是“商转保”或“商转租”。
以上这两个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通过回购自家证券或收购该领域的商品,以补充至另一领域。
比如企业回购股票,市面上流通的股票数量就会减少,反映在每一支股票的价格就会上涨。
再比如行资收购商品房,导致其市场交易数量下降,反映在每一间商品房的价格就会上升,而将商品房用来建设保障房或租赁房,其市场商品数量上升,则每件商品的价格反而会下降,这就是经济学的第一课即稀缺性所反映的现象。
上面正是利用了具有主权信用背书性质的财政再分配的手段,将印钞所得的资金流动性赋予财政政策的属性后,通过回购股票或收购商品房以制造稀缺性,从而达到稳定诸如股价或房价等大类资产价格的目的。
长期来看,印钞稳资有用吗?
我认为,先别说长期是否有用了,就连短期内都会使股票的购置成本大幅增加,居民的租房成本也有所上升,而且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商品房供过于求、产能过剩,以及遏制资本外流等问题。
从长期来看,还会造成以下的问题:
一来,放大印钞本身的副作用,即货币贬值和购买力下降。
尽管财政再分配形式的印钞并不是凭空印钞,与量化宽松有着本质区别,但随着主权信用长期被消耗,当货币价值下降的阈值超出主权信用所能承受的背书极限,那么其购买力便会陷入长期下降的趋势,且不易发生逆转。
二来,影响主权货币国际化的进程,甚至终结其可行性。
倘若凭借印钞的手段无法做到稳定资产价格,那要怎么做才能“稳资”并遏制资本外流?
我认为,只有以下这两个办法:
第一,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管制与市场开放之间的博弈,并使其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动态均衡。
第二,寻找新的资产锚定物或主权信用背书的方向。
金融让利实体经济,为价值锚定寻方向
由第一和第二部分可知,与其让利于金融,不如让利于新的资产锚定物或主权信用背书的新方向。
我认为,这个锚定物或背书方向就是我们过往现代化传统最大的优势,以及我们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急需补足的短板。
只要把这两个领域相结合,便是我们往后最值得做长线投资的标的,也是我们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要把资产和主权信用的价值尽可能地锚定在具有这般能力的领域之上。
而我们过往最大的传统优势是产业内实现灰度创新、工业制造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应。
至于短板,则是具有创造性破坏之性质的原创性科技创新,以及构建高技术产业全域布局的能力。
由此总结出我国未来需大力扶持的重点方向,那就是以传统制造业智能化、产业数字经济规模化,以及工业互联网为主的科技加持实体经济,使产出效益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长期项目建设。
此既是主权货币长期价值锚定的绝佳方向,也是制造业立国、实现科技制造强国之目标的体现。
至于真正需要让利的实体经济领域,我认为其可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细分领域:
上游即工业制造业的生产供给方,包括传统工业制造业即中低端制造业,以及高技术产业扶持传统制造业,并于产能结构上相融合。
中游即互联网平台和线下实体的经销商、供应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
下游则是终端消费者,而最需要让利的恰好就是下游领域的消费者,只因其作为如今产能过剩唯一的“救星”,需将他们的购买力提升上来才行。
至于怎么改善下游消费者的收入情况,我会在下一部分展示一个很好的想法。
短期实现剧烈通胀,用非常规手段救国
我先来开门见山:在财政收入大降乃至枯竭的情况下,唯有抓住机会窗口期,一鼓作气实行常规和非常规共举的积极货币政策才行。
通过复盘过去30年日本通缩的经验和教训,体现出遏制通胀的优先级要远低于防止通缩的风险,甚至总结出在社会各个部门因过往采取过度金融化、债务驱动型投资模式无序扩张等激进措施,以大肆扩张资产负债表,所以导致如今陷入长期衰退的大趋势下,通胀反而具有好处:可以稀释债务;刺激供给端生产;改善供求失衡的局面;无论行动正常与否,都能加速市场出清;恢复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通胀的后果无非只有两个:短期大范围且大幅度的剧烈通胀,以及长期大范围且小幅度的温和通胀。
我们效仿欧美地区的银行制度,将通胀率作为重要的调控指标,然而事实是造成我们对剧烈通胀的恐惧,却经常忽略温和通胀的潜在威胁。
其实,温和通胀才是侵蚀货币购买力的始作俑者,而剧烈通胀反倒可以通过及时果断的行政手段加以遏止。
无论实行哪种经济制度,在自然规律面前一律平等。而纵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日本深陷极致通缩长达30年的教训,就是不具有事后反思的智慧,以及缺乏果断采取行动的勇气所致。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制造一场剧烈通胀,以此实现其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好处。
至于通胀的坏处,无非是货币贬值和购买力下降这两个关乎主权货币信用的方面。
具体怎么避免通胀带来的坏处,我认为解决办法如下:
第一,始终秉持总体效用不变,而局部效用不受损的行为准则。
第二,基于第一点,纵观过往的通胀,尤其是温和通胀,始终致使实体经济的下游部门既以居民和家庭部门为主的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受损,违反局部效用不受损的原则,所以只需改善这一点即可。
第三,基于第二点,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手段,将其释放出来的资金流动性用于改善局部效用受损,即补偿以居民为主的广大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方面。
说白了就是将超发出来的货币用来向广大民众发钱,以此将通胀带来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具体要如何推高通胀?
首先,我们要清楚大通胀的常规手段往往在行动上是激进的,而非常规的通胀反倒在行动上是温和的。
这一点确实反常识,但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通常都是反常识的,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所谓常规的手段就是凭空印钞,说得学术化或好听一点就是量化宽松。
它的激进之处在于完全违反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对于信用货币需有价值锚定物方才能够发行的经济纪律。
比如金本位时期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或是信用货币时期基于权利本位的主权国债等等。
或者说,其凭空印钞,完全不顾主权信用的消耗,那么最终的后果就是成为诸如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之流。
其次,既然常规的通胀手段如此激进,那为何各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却又纷纷效仿呢?
其实,如今各国所采取的都是经过改良后的非常规通胀的手段,最典型的就是定向或结构性量化宽松,其基于现代货币理论(MMT)改良而来,专门将超发出来的货币流动性注入到某个特定领域。
比如我们这些年来就是将流动性注入房地产和基建领域,而美国是注入股市,缔造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金融资本流转平台,日本则是注入债券市场,以便让央行购买国债,稳定日元的资产及其币值。
然而,随着结构性量化宽松及其货币工具的效用持续递减,这一非常规的通胀手段也面临作用越发式微的命运。
这时,需要更加温和的非常规通胀的手段来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才行。
再来,无论是常规还是非常规的通胀手段,都要确保将货币流动性注入到居民部门的现金流账户上,方才能够达到效用最大化。
此既符合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也是让利实体即让利于下游的广大消费者、改善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唯一办法。
基于上述论据,我们可以想到比定向或结构性量化宽松更好的非常规通胀的手段。
比如前段时间,知名学者张五常提出的“大通胀”。只不过他主张遵循旧有路径,将货币流动性依旧注入到楼市,以此推高通胀。
对此,我有更好的非常规手段,而且有三个:
一是“不破不立”,先盘活国储流动性,注入到相关基金的运作体系,然后建立健全诸如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及相关民生福利建设项目。
二是遵照上面指示的“先立后破”,先建立健全新型社保制度,再将旧有体系取而代之,并配合相关制度变革一齐使民生福利建设项目落实到位。
三是遵循我个人一向主张的“不破而立”,在存量的基础上做文章。
既然最近提倡解放思想,那我们不妨大胆一点,将原来用于社会治安的大头开支,转而用于构建长期可持续的民生福利建设项目,岂不能够更好地发挥和谐稳定的作用?
总之,通过非常规手段促成短期的剧烈通胀,只要明确将流动性用来改善结构性效用并使其达到均衡的方面,非但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而还能起到提振市场供需水平、将宏观经济拉出通缩泥潭的“曲线救国”之作用。
写在最后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需要从内外夹击、前后包抄的形势下突出重围,打响一场事关宏观经济复苏与否的反击战。
在降息保房这类常规的货币政策,以及印钞稳资这类常规的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加上通胀救国这类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双重融合的措施,只要将货币流动性注入到实体经济的上、中、下游领域,尤其是处在下游的以居民和家庭部门为主的广大消费者,不仅增加他们的账面现金流,还能修复好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如此一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便会变得十分强劲,足以应对波云诡谲的国际地缘和经贸形势,使国内经济系统运转正常的同时,保持健康且良性的发展势头。